城里门槛多,农民工城市

农民为何不愿农转非:城里门槛多 需除后顾之忧

目前全国城镇化率已接近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不足4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就是要着力打破农民进城的种种体制障碍,让他们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农民工市民化还面临哪些难题,落户城市背后还有哪些顾虑?请看本报记者的采访调查。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而去年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自贡、绵阳等9个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调查后发现,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告别家乡,走进城市,是多少农民工向往的生活。然而,近日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绵阳等9个城市进城务工人员调查显示,53.8%的受访者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走进眉山市作了一番了解。

城市难留——

时间已过17时,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顾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28岁的王浩伦身着藏青色西装,显得十分精干。他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此时正和同事们在后台紧盯电脑屏幕,不敢有丝毫怠慢。

起早贪黑攒不下钱,啥都靠钱买,住房是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难题

王浩伦家住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目前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到他头上的租金是230元。“这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王浩伦出身农村,很会节约。租住地离商场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以省一笔交通费,但必不可少的开支该花还是要花,比如每天30元左右的饭钱。“早晨时间紧上班路上买5元钱吃的,中午在商场楼下买着吃,10元到15元不等。晚饭他和表弟谁有时间谁就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他说。

进入冬天,眉山市的天气,时阴时晴。

每月算下了,各种开销要1500元到1600元,而王浩伦的收入只有2300元到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的话奖金会多一点儿。”

张秀芬守着菜摊,天天盼着天晴。“天气好,吃夜宵的人多,我老公夜摊的生意才会好。”来自眉山市丹棱县的她在一个小区门口卖菜,老公在夜市摆摊。

2011年,王浩伦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里找了跟所学计算机专业对口的超市网管工作,1年前换到这家商场,仍然从事自己熟悉的岗位。

张秀芬初中没毕业就跟老乡来到市里打工,当过保姆、做过清洁工,后来开始卖菜。“卖菜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老公,在城里有了家。”她开心地说。

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就像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一有闲暇,也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

张秀芬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儿,在老家上初中;儿子跟在身边,在市里上小学。平日菜摊的生意不温不火,起早贪黑每月最多挣两三千元,勉强够维持一家人开销。“攒钱盖房,就主要靠老公了。”她说。

“现在回家反而待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对目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很满意,尽管收入少点,但他觉得比农村更适合他:“农村环境不适应了不说,回去啥也不会干了,倒像个‘外乡人’。”

住在这个小区的王浩伦每天下班都会光顾张秀芬的菜摊,买点绿叶菜、豆腐等。在张秀芬眼里,这位身着藏青色西装的帅小伙很体面。

要不要留在城市?对于王浩伦来说已是伪命题了。但要不要在城市里买房,他跟家人发生了分歧。王浩伦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所以,父亲主张在农村建新房。而王浩伦已有购房打算,跟女朋友去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楼盘看过。“现在有些犹豫,我们想按揭贷款,主要是首付款有点高,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

来眉山市打拼多年的王浩伦还没张秀芬挣得多,只是工作环境要好些。他在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每月工资2300—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奖金会多一点。”

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对于“能不能用家里宅基地或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住房”这个问题,他避而不谈,只是笑着说:“土地是父母的命根子。”

王浩伦老家在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4年前,他跟父母从昆明回到家乡后,一头扎进市里,不愿再回村。

现在工作的商场为他购买了五险,比农村保险高出很多。但当被问及愿不愿意“农转非”时,王浩伦还是犹豫了。他对完全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保障有所担忧。“怕工作不固定,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留着农村那几亩地,在城里,进可攻,退可守。”

挣得不多,王浩伦很会省钱。租房和一日三餐是他每月最大的开销。目前,他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的租金是230元。“这就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同时,他把每天的饭钱控制在30元左右。“早饭在上班路上解决,大概需要5块钱;午饭在商场楼下的小铺,花10—15元;晚饭他和表弟轮流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再加上交通费等,每月的开销要1600元左右。“工资低,辛辛苦苦一个月,到头来也攒不下钱。”王浩伦抱怨。

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市产权住房”,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在愿意者中还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用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总体看,受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态度较为保守谨慎。

28岁的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一有闲暇,就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现在回老家反而呆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个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说,“农村环境不适应了,回去啥也不会干,倒像个‘外乡人’。”

“农转非”需除后顾之忧

当问到王浩伦愿不愿意“农转非”,他说:“想在城市里扎根,可路还很远。”房子是他留在城市最大的阻力。已经和女朋友看过楼盘,但王浩伦觉得首付难以承担,而且后期的房贷压力也很大。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从3个层面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问题。

张秀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吃穿都好说,住房问题是进城头一大难题。而且进城啥都靠钱买,万一挣不够怎么办。”

一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的理性选择。这种成本收益比较是从净收入的角度来看的。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总收入减去城市里面购房、安家、生活的系列成本,才是农民工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同时,成为“城市人”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如果必须放弃的话,那么放弃的各种权益就成为“农转非”的机会成本。要让农民工安心“农转非”,就必须满足:首先,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必须为正;其次,在城市的净收入必须大于放弃的农村相关权益。如果这种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就是正常现象。

另外,医疗、保险等问题也困扰张秀芬:“现在年轻还好说,到老了生病多了,咱可没有城里的保险,靠攒的这点钱可看不起病。”

二是安全层面的问题: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无法为农民工“农转非”提供足够的保障。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实行的还是家庭保障。对于农民工来说,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后的防火堤。在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农民工是不敢贸然“农转非”的。

农村难舍——

三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渐分化,部分农民工存在社会融入障碍。年龄大的农民工群体,出于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等,很难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经历等原因,可能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了,反而难以再适应农村生活。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里社保不完善,37.8%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

对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现象应该正确看待,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需要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可能是目前还不具备成为城市人口的条件,也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市民化的准备。我们不应该拔苗助长,强行推动这部分人群市民化。

“进不进城都一个样。”眉山市东坡区永寿镇永德村7组村民罗传良停下手里的电钻,摘下口罩,点上一支烟。忙了一上午,他打算休息一下。罗传良常年在市里搞装修,妻子在泡菜工业园区帮厨。“家里2.4亩地流转给业主种菜,不用下地干活,每月每人交500元社保,我到了60岁、老婆到了55岁都能领退休金了,我觉得跟城里人差不多。”

他建议,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局面,让农民工能够放心“市民化”。

不少农民感觉城乡差距在缩小。彭山区凤鸣镇宝珠村1组的赵丽群,17岁进城打工,在一家仪器厂做检测工,28年来一直在农村和城市间穿梭,亲身感受农村一步步追赶着城市的脚步。“村里建了新农村聚居点,小卖部、健身器材都有。”让她感到骄傲的是,家里盖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不比住在城里差。

其次,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成本。一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工群体对农村权益的预期,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二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之内,真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

一方面,农村的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土地在农民心中的地位依然很重。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都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他的父母觉得村里也挺好,劝他回到身边,帮他盖新房,王浩伦犹豫不决。当问起愿不愿意拿村里的宅基地置换城市住房,他坚决地说:“不行。父母把土地看成自己的命根子。”

在王府井商城背后梓潼桥正街上,33岁的资阳小伙子张华均和老婆赵明媚围着一个锅盔摊,整日忙得不亦乐乎。自销加批发每天要做七八百个锅盔,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工,晚上七八点收摊,回去还要做馅。

虽说一家四口能在城市团聚是张秀芬夫妇的梦想,但一说到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他们与王浩伦父母持有相同的看法:“留着农村那几亩地,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卖不了几个钱,万一哪天土地增值了呢?”

5年前,张华均靠着卖成都小吃军屯锅盔在成都站稳了脚跟。虽出生农村,但会念“生意经”。锅盔跟肥肠粉是绝配。张华均就干脆把锅盔摊开在一家肥肠粉店里。说是店,其实是停车场沿街搭的棚屋,从外形上看,更符合人们常说的“苍蝇馆子”。

四川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原因中,43.6%的受访者认为城市生活成本高;38.5%的受访者认为农村和城镇户口差别不大;37.8%的受访者想保留家中土地承包权,为自己留一条后路;33.7%的受访者觉得农村土地有较大增值潜力。

店面算不上高大上,顾客却很多,还有慕名而来的。张华均说,军屯锅盔是成都名小吃。他是在传统名食酥锅盔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原料上增加了鲜猪肉、猪油、鸡蛋、五香粉等;技艺上,采用小包酥的办法,又改进成抹酥的手法,使酥层均匀。

“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还是家庭保障为主。对于他们来说,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后的防火墙。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农民工是不敢贸然放弃土地承包权的。”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说。

张华均解释说,除了手艺好,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傍着春熙路商圈,人流量大。”地理位置好,房租就高,虽然只占小店一角,但每月房租就要3000元左右。舍得租好门面,却舍不得租好房子住,小两口租住在老旧小区,每月几百元房租。

进城,还是返乡——

问起收入,赵明媚咕噜了半天,也没给出明确答案。“比上班强。”“像我们这样的,每月上班也就两三千块钱。”

关注户籍背后的权益,共享城市公共服务,让农民工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孩子要上学,生意想做大。”说起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赵明媚接过话茬说,孩子已经3岁了,马上要上幼儿园。“外地人在成都上学门槛很高,借读费明面上说不收了,想上好学校还得交好几万。对我们这种小本生意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即呀。”说着,她妄自叹起气来。

在胡俊波看来,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现象应理性看待。“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可能目前还不具备落户城里的条件,也可能是外部政策还没做好准备,不应该强行推动市民化。”

“还有这店面朝不保夕。马路对面大楼要是建起来,政府如果嫌这边不好看,影响市容,说不定哪天说拆就给拆了。到那时,我们去哪儿做生意。”听老婆这么悲观,张华均赶紧安慰,“事情没那么糟糕,走一步讲一步。实在不行,咱就把这‘军屯锅盔’的牌子扛回老家去。”

“从经济层面看,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的角度作出的理性选择。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收入减去购房、安家、生活等成本,是农民工的净收入。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就要看净收入对他们有没有吸引力。”胡俊波说。

张华均这么说,是因为老家有他的牵挂。家里田地都交给父母种了,可总有一天父母要老去,那时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真的很难取舍。回去,挣钱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不回,城里又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门槛。

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有关专家表示,城镇化的短板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许多进城农民工没能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农民真正关心的是“农转非”能够带来什么,增强农民“农转非”的意愿关键要算清账。城市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农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传统方式;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中,提升城市对农民的吸引力,让新市民共享城市公共服务,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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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农民工群体也产生了分化,老一代农民工乡土情结重,他们更愿意返乡。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重要的是健全农村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施,保证他们在农村也能过得幸福。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加强烈,他们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力量,对于他们应该完善城市的保障制度,让想留的年轻人能留得下。”李国祥说。

原标题:逾半数农民工不愿转为城镇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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